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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场755名代表齐聚一堂，毛主席当众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句话究竟蕴含着怎样深刻的意义呢？

1921年7月23日的夜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顺利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场意义非凡的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共同聚集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这次会议不仅为新中国的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也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序幕。正是这批先驱者，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播撒到中国的每个角落，使原本只有五十余名党员的小党派迅速成长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红色旗帜也随之飘扬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一年后的同一时节，又是一群热血青年从祖国各地奔赴上海。他们中有的为了避免身份暴露，携妻带子，行色匆匆；有的则轻装简行，尽管一路遭受严格的盘查和艰难跋涉，但最终都安全抵达上海。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急切赶往上海？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肩负着重大使命。

到达上海的党员们除了必须严格参加会议外，平时尽量避免外出，以防被敌对势力盯上。当时的上海局势复杂多变，军阀、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帮会势力交织盘踞，令这座经济繁荣的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人只要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逮捕。

回想1921年一大会议期间，会议地点也曾多次变更，体现了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因此，二大的筹备工作更加慎之又慎。

会议场地本有两个备选，武汉和上海，但最终在陈独秀等领导的建议下，选择了上海。这个决定基于三大考虑：

第一，上海曾成功举办过一大，经验丰富；

第二，上海政治氛围相对成熟；

第三，我党在上海党员人数较多，能更好掌控局势。

基于这些因素，党内正式确定在上海召开二大。

当年为一大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李达夫妇，再次承担起安排会场和保障安全的重任。作为上海党员，他们深知暴露身份的危险，因而不敢固定住所，经常搬迁以确保安全，保护整个上海共产党员网络的隐秘。

这次寻觅会议场所，李达夫妇花了很长时间也未找到合适地点。直到某天，李达灵机一动，发现自己租住的辅德里625号正是理想之地。这里建筑统一，周围环境杂乱，邻里里多元，陌生面孔并不引人注目。

更关键的是，625号的后门正对着我党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一旦遭遇紧急状况，屋内党员可迅速疏散。经过深思熟虑，李达向党内报告后，会议地点就此敲定。

虽然场地确定，但一大会议的经验提醒他们，万一遭遇巡警突查如何应对？为此，二大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

首先，减少大会次数，降低人员聚集，避免暴露；

其次，轮换会议地点，打乱巡警的侦察规律；

最后，党员分组讨论时分散到上海不同党员家中，防止行踪泄露。

在这些周密安排下，代表们陆续抵达上海。二大第一次会议便在李达家秘密召开。为安全起见，李达让妻子抱着孩子在门外与邻居闲聊，密切关注巡警动向。

会议一开始，便通过了严厉的保密决议：“如有党员泄密，所在党委必须第一时间开除。”正是这种铁一般的纪律，使得党内极少出现叛徒。

中共二大历时八天，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次会议为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何未能参加二大？

毛泽东在一大时曾获邀请，自然也接到二大会议通知。但那时，他正全力领导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运动。

赵恒惕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理论上应有报国热忱。但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

他回国后虽做过刺杀袁世凯等事，却被判刑十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赵恒惕获释并被任命为湖南水路军总司令，掌控军事大权。

原本的革命热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为权力不择手段的军阀。1920年11月，他与省长林支宇宣布湖南自治，纵容地主官僚肆意横行，压迫百姓。

面对赵恒惕的暴政，毛泽东作为湖南共产党书记，积极发动工人罢工，争取工人权益。虽取得一定成果，但罢工结束后，毛泽东及同僚遭受追杀和迫害。

1922年，当毛泽东准备再次发动罢工时，接到上级通知需参加二大，处于进退两难，他最终选择继续领导反对赵恒惕的斗争。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赵恒惕被迫允许工人享有罢工权利，但会议期间毛泽东因未能及时得知开会详细地址，导致抵达上海后无法找到会场，错过了二大。这充分显示了当时党内严格的保密工作。

1923年，毛泽东领导多次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声望大增，党内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共三大召开时，他当选中央局秘书，排名仅次于陈独秀。

随着党势壮大，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与共产党陈独秀会面，双方达成合作，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启动。

按照合作安排，重要党员须在国民政府任职。作为中央局二把手，毛泽东被派驻国民党上海部，担任重要职务，同时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承担重任。

但国民党内部对合作意见不一，尤其是上海部领导叶楚怆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多次干扰毛泽东工作，试图挤走他，使毛泽东的工作异常艰难。

随着1924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日期临近，会议由组织部牵头筹备，毛泽东亲自签署开会通知。然而，共产国际代表未能如期抵达，会议被推迟。

由于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维经斯基出席四大并提供1000银元经费支持。此时党内资金极为紧缺，许多党员甚至已数月未领工资。

最终四大时间定于1924年12月20日，后又因形势变化推迟到1925年1月。

为何毛泽东作为中央局二把手却未参加四大？主要是因他在上海部负责秘书工作，任务繁重且频受刁难。叶楚怆甚至搬走他的椅子，逼他站着办公。

毛泽东只好将秘书职务交出，专注于处理简单事务。同时，他还是陈独秀的秘书，但陈独秀专断，常坚持己见，毛泽东只能默默忍受。

国民党与共产党事务交织，毛泽东压力巨大，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患上严重失眠。

1924年12月初，工作过度导致毛泽东病倒，获组织批准辞去上海部职务，携妻杨开慧和两个儿子回湖南老家韶山养病。

毛泽东随身带回百斤书籍，边调研农村边读书，难得享受家庭温馨与清闲时光。

因此，他未能出席中共四大。四大选举产生新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未被选中。直到1925年8月，他才重返长沙工作。

这段“闲”时光并非真正空闲，毛泽东积极思考革命道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

1927年，随着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合作，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发动秋收起义，打响武装斗争序幕。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主张，获得广泛支持。

随后，他被派往湖南改组党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迅速整顿部队，制定详细起义计划，严令部队不得扰民。

9月9日，起义正式爆发，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许多民兵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损失惨重。

毛泽东指挥部队边打边退，来到江西三湾村时，进行了重组，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虽未取得全面胜利，毛泽东及时将军队转移到农村山区，最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0月12日，毛泽东带领队伍安营井冈山，并派人向湖南省委汇报秋收部队情况，同时探询南昌起义部队的动态。

毛泽东关注南昌起义主要因三点：一是南昌起义是党武装斗争的开端；二是领导人朱德的才干令他敬佩；三是他的弟弟毛泽覃也在该部队。

朱德得知毛泽东驻井冈山的消息后，率队前来会合，两支队伍顺利会师，随后陈毅等人陆续加入。

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起义军多次击退国民党反围剿，形成著名的“朱毛”红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成为党内学习的典范，吸引了大量党员前来参观学习，接待工作异常繁忙。

此时，国民党持续加紧对共产党根据地的打压，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东北虎视眈眈，试图侵占资源丰富的东三省。

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忙于“攘外必先安内”，一心剿灭共产党。

尽管如此，毛泽东带领红军屡次突破国民党围剿，保全了革命火种。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时值抗战胜利后，如何建党、建军和维护国家稳定成为首要任务。此次大会共有755名代表参加，较一大时的13人激增近60倍。

毛主席在七大时告诫未能参会的同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我凡是双数都没去过，但这并不妨碍我革命，会议精神自然会传达，大家好好学习，好好革命。”

从“一大”时年仅28岁的青年，到晚年80岁的老者，毛主席用毕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操守。

他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前行的道路，引领他们迈向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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